宋全成，熊方洲 | 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状况变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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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状况变动研究

——基于201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人口社会学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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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2010年和202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了在中国内地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方面呈现出的新特征与新变化：在中国内地来自韩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高素质的外国人在锐减；外国人和香港澳门居民的受教育层次显著下降；来自亚非国家低素质的外国人在激增。亟待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移民法》《难民法》等移民法规。

作者简介

宋全成，法学博士，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杰出中青年学者。主要研究国际移民、移民政策及移民治理。曾留学格拉茨大学、巴斯大学、奥斯纳布吕克大学、明斯特大学。兼任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学学会移民社会学专委会常务理事、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律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在《中国人口科学》《世界民族》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30余篇。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等。获民政部理论与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熊方洲，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方面呈现出以下新特征：在自然结构上，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规模大幅增长，其中外国人、香港人以及澳门人的数量均有增长，但台湾人的数量有所下降；外国人是主要群体；高度年轻化；男女性别比从严重失衡趋于基本正常，但有显著内部差异。在社会结构上，在中国的外国人来源国遍布六大洲且来源国数量仍在增加，其中非洲国家数量增长最多；亚洲依然是外国人的最主要来源地；缅甸、越南超越韩国、美国，成为前两大外国人来源国；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以商务为动机的人数呈下降趋势，就业、定居的人数显著增长；整体受教育程度有所下降；西南地区的外国人数量增长迅速；居留5年及以上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数量和比例均显著增长，中国内地（大陆）作为外国人和港澳居民的长期居住地的吸引力在显著增强。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持续增长以及在人口自然结构、社会结构方面出现的新变化值得高度关注。

关键词：外国人；港澳台居民；自然结构；社会结构

2010—2020年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一方面，中国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各行各业创造了大量且多样的国际就业、国际投资、国际贸易机会，社会环境友好、安全，且长期稳定，能够为包括外国移民在内的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发展环境；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战略的实施等一系列举措，中国与世界各国以及港澳台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由此，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进入中国内地（大陆）定居、工作和生活，2010年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数量为102.01万，2020年这一数字增长至143.07万，增长了40.24%，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人口迁移态势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2018年，为更好地为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提供优质的服务，中国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国际移民管理服务机构——国家移民管理局，标志着我国的移民治理体系的发展进入新时代。2020年中国司法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被看作中国国际移民政策开放的重要步骤，引起了中国社会民众对在华国际移民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也将在华外国人的社会融入问题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现有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注外国移民群体在华局部地区的分布以及社会融入。一方面，关于外国移民在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较多，且相关研究尤其集中于外国移民较多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云南、浙江义乌等。另一方面，学者们对在华外国移民的社会融入也较为关注，如在京外籍人口的社会融入，上海日韩人、广州非洲人、义乌中东人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小社会的治理，中缅边境、中越边境跨境劳工治理等。关于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状况的研究主题较为分散，包括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总体社会融入成效，以及工作、创业、生活等状况。而关于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港澳台居民整体层面的规模、结构、变化趋势的研究较少，代表性文献主要有：宋全成、杨菊华均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人口自然结构与社会结构进行了分析；刘云刚和陈跃则研究了1990年代以来在华跨国移民的规模变化及其在2010年代的人口与社会特征；段成荣和邱玉鼎利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相关数据分析了1960—2020年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及其来源地的变化。总体来看，对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研究较为匮乏，尤其缺少利用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对其自然结构、社会结构的现状及其变化进行全面分析的研究。基于此，本文拟依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最新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人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2010—2020年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自然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动态变化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

一、2010—2020年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自然结构特征比较

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口的数量与规模、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是人口自然结构的重要内容。限于篇幅，本文选取以上三个指标作为比较2010年、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自然结构的主要维度。

（一）2010—2020年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规模比较

人口数量与规模是人口自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数量与规模及其2010年到2020年的变化，有利于在总体上把握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情况，为移民政策的实施和调整提供参考。依据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数量和规模及其动态变化出现如下新特征：

1.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呈增长趋势，其中外国人、香港人、澳门人的数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但台湾人的数量有所下降。从总体来看，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总数为143.07万人，与2010年的102.01万人相比，增加了41.06万人，增长率为40.24％。具体来看，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的数量从2010年的59.38万增长到2020年的84.57万，增加了25.19万人；香港人的数量则从23.48万增长到37.14万，十年间增加了13.66万人；澳门人的数量从2010年的2.12万，增长到2020年的5.57万，增加了3.45万人；台湾人的数量则稍有减少，从2010年的17.03万减少到2020年的15.79万，减少了1.24万人。出现这种特征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一是中国持续的开放政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深度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和技术发展，这是越来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工作、生活和居留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二是中国政府的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的实施，推动了香港、澳门与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的联系密切，由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澳门人来内地工作和生活。三是2016年以来台湾民进党的“台独”政策，造成了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紧张和交流困难，影响了台湾人来大陆工作和生活，这是台湾人的数量在大陆下降的主要原因。

2.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中，外国人均是最主要的群体。201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人口为102.01万，外国人的数量为59.38万，占201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数的58.21%；其次是香港人23.48万，占201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数的23.02%；随后依次是台湾人17.03万、澳门人2.12万，分别占比16.69%、2.08%。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共143.07万，其中外国人84.57万，占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数的比例高达59.11%；随后依次是香港人37.14万、台湾人15.79万、澳门人5.57万，分别占比25.96%、11.04%、3.90%。与2010年相比，2020年外国人仍然是中国内地（大陆）境外人口的最主要群体，且所占比例有所上升。中国对世界持续的开放政策和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是外国人作为中国内地（大陆）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最主要群体的重要原因。

（二）2010—2020年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年龄结构比较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通常用百分比来表示”。依据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年龄结构见表1。

表1表明，2010—2020年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年龄结构出现如下新特征：

1.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总人口均呈现出高度年轻化的特点。2010年，20—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69.65万，占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数的68.27%；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为96.13万，占比67.19%，尽管占比稍有下降，但从数量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依然有较大规模增长，十年间增加了26.49万。2010年0—19岁的青少年儿童数量为24.53万人，占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数的24.04%；2020年青少年儿童数量增长到35.21万人，占比24.61%，与2010年相比所占比例几乎没有变化，但绝对数量增加了10.68万。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从2010年的7.84万增长到2020年的11.73万，其分别占当年总人口的7.69%、8.20%；老年人的数量和比例均较低，同时增长规模较小。中国内地（大陆）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13.26%增长到2020年的18.70%。与中国内地（大陆）的人口年龄结构相比，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呈现出高度年轻化的特点。这也符合国际移民理论中关于青年人更倾向迁移的基本规律。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中的劳动年龄人口、青少年儿童的数量和比例较高，且增长规模较大，在中国内地（大陆）劳动力总量、出生人口数双双减少的情况下，他们是中国内地（大陆）劳动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2.2010—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依然是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人的主体，其中外国人中的劳动力占比上升，而香港人中的劳动力占比下降、青少年儿童的占比上升。在中国的外国人中，劳动力的数量从2010年的42.07万增至2020年的65.58万，占中国外国人的比例也从70.85%上升至77.54%，这是因为中国吸引外国人迁移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在中国内地的澳门人的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几乎没有变化，主体依然是劳动年龄人口。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中，劳动力的数量从2010年的12.36万减少至2020年的10.63万，占比也从72.59%下降至67.34%，这主要是因为台湾民进党当局对台湾同胞来大陆就业和发展横加阻挠。在中国内地的香港人中，劳动力的数量从2010年的13.98万增加至2020年的16.64万，增长规模较小，其占中国内地香港人的比例从59.52%下降至44.80%；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青少年儿童的数量大规模增长，从5.78万增至14.57万，占比从24.62%上升至39.23%。

中国内地的香港人中，青少年儿童的占比大幅上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第一，随着中国内地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以及交通的日益便利，香港人中成年女性迁移大陆的规模逐渐扩大，性别角色观念使她们更加倾向于携带子女迁移，因此中国内地的香港人中青少年儿童的数量显著增长。第二，中国内地关于香港青少年入读内地学校的政策进一步完善，“2018年港澳适龄青少年在内地就读中小学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就全国来讲，绝大部分省市港澳学生可以与当地户籍学生一样入读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其中，与香港联系密切的广东省，自2018年起规定持有港澳居民居住证的港澳居民或其随迁子女来广东接受基础教育的，平等享受与当地随迁子女入学相关政策、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和基础教育公共服务；2020学年中小学在读港澳学生9.5万人，20所中小学开设港人子弟班。

（三）2010—2020年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性别结构比较

依据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性别结构出现如下新特征：

1.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中的性别比总量上从严重失衡发展到趋于正常，但呈现出不同群体的结构性差异。具体表现为：外国人由男多女少变为女多男少，台湾人的性别比依然严重失衡。根据出生人口性别比，100名女性应对应大约106名男性。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中，男女数量分别为73.63万、69.44万，性别比为106，与2010年的146相比，性别比大幅下降且已趋于平衡。2010年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性别比为131，2020年在中国的外国人中有40.20万男性、44.37万女性，性别比下降至91，性别结构从男多女少转变为女多男少。2010年在中国内地的香港人的性别比为151,2020年其性别比下降至120，性别比失衡状况有所减轻，但依然处于男多女少的状态。2010年在中国内地的澳门人的男女性别比为123，2020年下降至109，性别比已接近正常值。2010年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的性别比为217，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男性数量远多于女性；2020年其性别比下降至187，但并没有动摇男性数量远多于女性的性别格局，且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各类境外人口群体中，台湾人的性别比失衡最严重。

2.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香港人、澳门人、台湾人中，青少年儿童、劳动力的性别比大多呈下降趋势。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境外总人口中，青少年儿童的性别比从2010年的111下降至2020年的107，劳动力的性别比则从158降至100，二者的性别比均呈下降趋势，且接近正常值。在中国的外国人中，青少年儿童的性别比从109下降至97，劳动力的性别比下降幅度更大，从136下降至88；在中国的外国人中，青少年儿童和劳动力均从男多女少变为女多男少。在中国内地的香港人中，青少年儿童的性别比从119变为121，性别比稍有上升；劳动力的性别比则从155下降至105，男女比例趋于平衡。在中国内地的澳门人中，青少年儿童的性别比从112降至108，劳动力的性别比从133下降至101，均接近正常值。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中，青少年儿童的性别比从110降至105，已趋于正常；劳动力的性别比从262下降至215，虽呈下降趋势，但性别比依然严重失衡。

中国内地（大陆）的各类境外人口群体总性别比的下降主要受到劳动力性别比下降的影响，劳动力性别比下降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依据国际移民性别类型理论，男性比女性有更强的迁移意愿和迁移能力，但是，交通技术的发展使国际迁移变得更加容易，而且伴随着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去工业化和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女性的性别角色契合了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大量女性成为了独立的劳动力移民。第二，中国男女比例失衡以及农村女性大量流入城市，对落后地区的男性造成了婚姻挤压，这些地区的男性为了解决婚育问题以及补充劳动力，积极寻找外国女性作为妻子；同时，外国女性受到“上嫁婚配”观念的影响，主动从相对落后的国家嫁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国，以通过跨境婚姻达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

3.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中，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群体均为老年人，其中港澳台居民中的老年人的性别比不降反增。在中国的外国人中，老年人的性别比从2010年的188下降至118，性别比失衡状况显著好转。在中国内地的香港人中，老年人的性别比从155上升至172，男女比例失衡状况反而更加严重；在中国内地的澳门人中，老年人的性别比从110上升至149，从接近正常变为严重失衡。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中，老年人的性别比从262上升至288，是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中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群体。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中，老年人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有：第一，从迁移意愿来看，男性老年人比女性老年人更具冒险精神，对经济利益更加敏感，迁移的意愿更强；第二，从迁移能力来看，老年男性的体力好于老年女性，更符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实现迁移的能力更强。

二、2010—2020年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社会结构特征比较

“人口的社会结构是人口依据具有社会意义的特征而形成的结构，如阶级结构、社会劳动力资源结构、文化教育结构、婚姻结构、家庭结构等等。”依据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本文选取来源国结构、移民动机、受教育程度、地理分布结构、居留时间五个方面，来考察外国人、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社会结构特征及其动态变化，这对于我国制定移民相关政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2010—2020年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来源国结构比较

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来源国结构，不仅反映了移民的来源地和迁移流向，还反映着中国移民吸引力的辐射范围。依据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来源国洲际分布、来源国结构及其变化具有如下新特征：

1.2010—2020年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来源国遍布六大洲，且来源国数量仍在增加，其中非洲的来源国数量最多且增长规模最大。2010年，在中国的跨国移民数量不少于100人的国家有127个，2020年在中国的跨国移民数量不少于100人的国家增至147个，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这说明，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国际经贸活动的参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信赖，跨越国境的人员国际交流日益频繁，这是我国的外国人的国家来源增多的重要因素。从来源国的大洲分布来看，非洲是来源国数量最多的大洲，2010年来自39个非洲国家的跨国移民进入中国，2020年增长至51个国家，比2010年增加了12个，可见2010年到2020年新增的20个跨国移民来源国主要分布在非洲。非洲来源国家的增多是中国与非洲国家频繁经贸往来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直接结果。亚洲、欧洲也是跨国移民来源国的主要分布大洲，2010年分别有37个和31个国家的移民进入中国；2020年分布在亚洲的来源国增至40个，欧洲的来源国数量依然是31个。分布在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的来源国数量较少，分别为南美洲11个、北美洲5个、大洋洲4个；2020年其来源国数量分别为11个、9个、5个，数量变化较小。

2.2010—2020年亚洲始终是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最主要来源地，且其移民数量和占比均呈增长态势。2010年，中国来自亚洲的外国人数量为36.50万；2020年，来自亚洲的外国人数量增至61.79万，十年间增加了25.29万人。中国的外国人中，来自亚洲的外国人增长规模最大。2010年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的外国人占在中国的外国人总量的比例分别为61.47%、13.85%、2.91%、15.52%、1.93%、2.89%；2020年各大洲的占比分别为73.07%、7.78%、4.86%、9.42%、2.56%、1.98%，可见，亚洲依然是中国外国人的最主要来源地，而且中国的外国人来自亚洲的比例呈现进一步增长的趋势。出现上述特征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的辐射效应。由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亚洲国家形成了强烈的辐射效应，中国与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贸易方面的交往更加密切，使得众多的亚洲国家的人员来到了中国。二是地缘因素的影响。由于亚洲国家距离中国的地理位置较近，跨国移民的成本较小，而且广泛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文化融合的程度较好，因此，更容易跨越国境线来到中国。

3.2010—2020年缅甸、越南超过韩国、美国，成为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前两大来源国。2010年，中国外国移民的前五大来源国依次为韩国、美国、日本、缅甸、越南，移民数量分别是12.08万、7.15万、6.62万、3.98万、3.62万，占在中国的外国人总数的比例分别为20.33%、12.04%、11.14%、6.70%、6.10%。2020年，缅甸和越南成为第一、第二大来源国，移民数量分别为35.12万、7.92万，占比41.53%、9.37%；其后依次是韩国、美国、日本，移民数量分别为5.92万、5.52万、3.68万，分别占比7.01%、6.53%、4.36%。可以看到，来自缅甸的移民增长规模最大，达到了31.15万，而中国新增外国人的总规模也仅为25.19万；增长规模第二大的是来自越南的移民，增加了4.30万人。来自缅甸、越南的外国移民规模大且增长显著，首先是因为地缘优势，迁移距离较短、迁移成本较低；其次是“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和加强了缅甸和越南等国家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交流；最后是最近10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缅甸和越南国家近邻国家的国民形成了进入中国的强大“拉力”，而缅甸和越南相对落后的经济水平和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则是其国民进入中国的“推力”。

4.2010—2020年来自发达国家的移民数量有所减少，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在增强。来自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的移民数量分别下降了19.99%、13.57%、2.67%，而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以上三个洲；同时主要发达国家，如韩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意大利在中国的跨国移民数量均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因为2016年以来，欧美国家民粹主义的崛起、欧美国家政坛上的右倾以及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深刻影响了中国与欧美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与经贸往来。来自亚洲、非洲、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移民数量分别增加了69.27%、138.43%、88.91%，而且新增的20个来源国主要为非洲国家。这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上升、“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积极影响。这也验证了世界政治格局以及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均会对国际移民的流向与流量产生重大影响的观点。

（二）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移民动机比较

研究移民动机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移民的基本需求，帮助政府制定和完善更有效的相关移民政策，以发挥其有利作用，同时预防其可能带来的移民问题。依据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移民动机详见表2。

表2的数据表明，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移民动机包括商务、就业、学习、定居、探亲五大类型。移民动机主要呈现出以下新特征：

1.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移民动机从主要是商务、就业、学习、定居，转变为集中于就业和定居。2010年，出于商务、学习、就业、定居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分别为20.5万、20.25万、20.20万、18.66万，所占比例分别为20.9%、19.85%、19.80%、18.30%；入境探亲的境外人员数量最少，仅为10.01万，占比9.81%。可见，201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移民动机几乎均匀分布在商务、就业、学习、定居，所占比例大约为2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移民动机集中于就业和定居，出于就业、定居目的来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数量分别为44.43万、41.95万，分别占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总数的31.06%、29.32%；学习、商务、探亲动机的占比分别为15.36%、5.38%、5.22%。从数量变化来看，以商务为动机入境人口减少的规模最大，而因就业、定居入境中国内地（大陆）的人口数量均显著增长。

2.2010—2020年分群体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移民动机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2020年外国人、台湾人进入中国内地（大陆）的最主要动机是就业，而香港人、澳门人最主要的移民动机是定居。对比来看，2010年外国人来中国的前三大动机是学习、就业和商务，分别占在中国的外国人总数的25.87%、22.72%、18.31%；2020年就业和定居分别占比是39.45%、23.03%。2010年，香港人、澳门人来中国内地的最主要目的均为定居，分别占在中国内地香港人、澳门人总数的40.48%、37.87%；2020年，港澳居民的移民动机更加集中于定居，分别占比44.92%、50.86%，在中国内地的香港人、澳门人中大约半数的移民动机是定居。2010年台湾人来中国大陆的最大动机是商务，占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的33.33%，其次是就业，占比27.19%；而2020年就业成为台湾人来中国大陆的最主要动机，占比41.51%，其次是定居和学习，占比分别为18.72%、17.18%。

因就业、定居、学习进入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数量增加主要是因为，就业、定居、学习多为长期活动，不容易因临时性因素而中断，而更多受到移民目的地长期形成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氛围与生活环境、教育水平等因素的深刻影响。第一，2010—2020年，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各行各业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同时，我国的开放政策不断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吸引了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的人员来中国就业。第二，大量香港人、澳门人以定居为目的进入中国内地，主要是因为港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内地的关系较为密切，香港人、澳门人能够更迅速地适应内地的生活。第三，来华学习的外国人数量减少，主要是因为受新冠疫情、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欧美与中国的脱钩断链等导致近年来中美关系、中欧关系紧张的消极影响；进入内地（大陆）学习的港澳台居民增长明显，主要是因为中国内地（大陆）的高等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许多高校的国际排名、国际认可度大大提升，由此吸引了众多的港澳台的青年学子来内地（大陆）高校学习。

因商务、探亲进入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数量减少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一方面，线下的商务、探亲活动被不同程度地终止或限制，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视频通讯和商务会议更容易被互联网的方式所替代。第二，2018年欧美民粹主义思潮盛行，特别是美国民粹主义总统特朗普执政后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直接影响了中国与欧美国家正常的经贸关系和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因商务、探亲入境中国内地（大陆）的人员数量减少的两个重要因素。

（三）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比较

受教育程度不仅反映了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人口文化素质，而且直接影响到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就业机会、职业结构、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社会融入水平。依据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具有如下新特点：

1.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整体受教育程度有所下降。2010年，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数最多，达到了35.78万人，占中国内地（大陆）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数的35.07%，但2020年其数量下降至29.11万，占比也降至20.76%。2020年大专学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人数也有下降，占比从10.57%降至7.54%；研究生学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人数虽有所上升，从8.31万增至10.88万，但占比从8.14%降至7.76%。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中，小学及学前教育学历的人口数量最多，从2010年的12.09万猛增至41.57万，占比也从11.85%上升至29.65%；初中学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数量从9.72万增至19.33万，占比也从9.53%上升至13.79%。总的来看，2010年到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例从53.78%下降到36.06%。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内地（大陆）人口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从9.53%上升到15.88%，但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高等教育比例依然高于内地（大陆）人口。

2.2010—2020年在中国大陆（内地）的外国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下降幅度最大，台湾人中高等教育群体的比例依然最高，香港人、澳门人中高等教育群体的比例变动较小。2010年外国人中本科学历的占比最高，达到了42.49%，而2020年仅有19.80%的外国人为本科学历，同时大专、研究生的比例也呈下降趋势，因此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人口比例从60.35%下降到了32.99%；而受过小学及学前教育的人口比例从12.55%上升到34.15%，初中学历的占比稍有上升。2010年中国内地（大陆）的台湾人中有62.99%受过高等教育，其比例远高于其他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群体，2020年这一比例继续上升为66.62%，遥遥领先于其他移民群体；而且台湾人中大专学历的占比下降而本科、研究生的占比上升，整体学历层次更高；台湾人中未受过教育的人口比例从6.29%降低至0.59%，其他学历的占比几乎没有变化。香港人中未上过学、受过小学及学前教育的人口比例变化较为明显，未上过学的比例从13.21%下降至0.91%，受过小学及学前教育的人口比例从12.44%上升到了25.88%，其他学历的变动较小；澳门人中未上过学的人口比例从9.70%下降到1.16%，其他学历的占比几乎没有变化。

在中国的外国人受教育程度大幅下降可能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的非洲和亚洲国家以及近邻中国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越南等国的外国人大量进入中国，这些国家的外国人出于其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原因，往往受教育程度较低，只拥有较低的学历层次，这在今天的广州和义乌的外国人中得到了印证。在中国内地的香港人中，受过小学及学前教育的人口增加与其青少年儿童的大规模进入内地有关，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的实施，吸引了众多的港澳居民及其子女在内地定居和生活。而在中国内地（大陆）的港澳台居民中未上过学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左右，主要是因为内地（大陆）基础教育的广泛普及以及社会各界对教育的普遍重视。

（四）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地理分布结构比较

地理分布结构是人口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揭示了人口的空间分布差异与动态变化，为深入研究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聚居地及其社会融入问题提供了基础，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完善和城市规划与发展等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地理分布呈现出如下新特点：

1.2010—2020年，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主要分布实现了由华东、华南地区到华南、华东和西南地区的转变。2010年居住在华东地区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数量达到了41.14万，占在中国内地（大陆）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数的40.33%；2020年其数量略微上升到41.77万，但占比跌至29.20%，降为中国内地（大陆）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第二大居住地。而居住在西南地区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数量从2010年的6.33万猛增至40.93万，其占比从2010年的6.21%大幅度上升至2020年的28.61%；西南地区成为仅次于华南、华东地区的中国内地（大陆）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第三大居住地。华南地区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数量从2010年的34.35万增至2020年的45.05万，占比从33.67%降至31.48%，但2020年居住在华南地区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最多。西南地区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尤其是外国人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云南地区近邻越南和缅甸，云南省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吸引了上述两个国家的众多移民来到云南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四川、重庆和贵州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下，经济和社会发展迅速，同时，中国与东盟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跨国公司多在西南地区设立了分公司或从事与中国的国际贸易，这就为外国移民创造了众多的工作机会。这是西南地区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

2.2010—2020年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地理分布最多的省份排名由广东省、上海市、北京市、江苏省和福建省，变化为广东省、云南省、上海市、福建省和北京市。2010年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排名前十位的省份是：广东省31.61万人、上海市20.86万人、北京市10.74万人、江苏省6.42万人、福建省6.26万人、云南省4.74万人、浙江省3.64万人、山东省3.31万人、辽宁省2.38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2.34万人。2020年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数量排名前十的依然是上述十个省份，但排序发生了较大变化：广东省41.85万、云南省37.93万、上海市16.40万、福建省10.62万、北京市6.28万、江苏省5.82万、浙江省4.62万、广西壮族自治区2.60万、山东省2.18万、辽宁省2.06万。云南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数量增长规模最大；北上广只有广东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数量呈增长趋势，北京、上海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数量均减少了4.46万；福建、浙江、广西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数量均有增长，江苏、山东、辽宁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数量均呈下降趋势。总体来看，南方省市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人数在增加，而包括北京在内的北方省市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在减少。这与十年来南方省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及开放政策普遍好于北方省市紧密相关。

3.2010—2020年，中国的外国人的最主要居住地从华东地区变为西南地区；华南地区仍是香港人、澳门人的聚集地；台湾人依然主要进入华东地区。2010年外国人主要进入华东地区，其次是华北、华南地区，这三个地区的外国人分别占中国外国人总数的44.34%、19.94%、16.44%；而2020年外国人主要进入西南地区，数量从5.70万增至39.34万，占中国外国人的比例从9.60%跃升至46.51%，这主要是因为云南省的外国人数量大幅度增长了33.09万。2010年进入华南地区的香港人占中国内地香港人总数的76.32%，2020年这一比例下降至69.83%，但华南地区的香港人数量依然呈增长趋势，主要是因为作为香港人最大聚集省份的广东省，其香港人数量的增长规模在各省份中最大。2020年进入华南地区的澳门人占中国内地澳门人总数的比例进一步增加，从77.87%上升至79.27%，主要是广东省距离澳门最近的地缘优势的影响。2020年中国大陆58.99%的台湾人聚集在华东地区，比2010年的60.05%稍有下降，但华东地区仍是台湾人在大陆的最主要聚集地。除了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外，外国人聚集于西南地区，港澳居民聚集于华南地区，台湾人聚集于华东地区，还受到移民历史传统以及长期形成的移民网络的深刻影响。

（五）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居留时间的比较

居留时间的长短 “是考察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结构的重要内容，也是考察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社会融合程度的重要指标。”依据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居留时间如表4。

从表4数据可以看出，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居留时间具有以下新特征：

1.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实现了由主要居留1年以下到主要居留5年及以上的根本性转变。201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居留1年以下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数量为33.70万，占中国内地（大陆）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33.04%。与2010年相比，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居留1年以下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数量减少到26.39万，占比下降至18.44%；而在中国内地（大陆）居留5年及以上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数量从2010年的25.04万猛增至2020年的60.37万，其占比从24.55%跃升至42.20%。可见2020年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居留时间更集中于5年及以上，中国内地（大陆）作为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移民目的地国家的吸引力在增大。这也验证了联合国2006年发布的《国际移徙与发展》报告、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5》中关于中国已成为新的国际移民目的地国家的结论。

2.2010—2020年，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香港人、澳门人、台湾人中在中国内地（大陆）居留5年及以上的比例均大幅增长。2010—2020年在中国的外国人居留5年及以上的比例增长幅度较大，从17.51%增至32.91%；2020年居留2—5年的外国人占比25.69%，这也意味着2020年有58.60%的外国人在中国居留2年及以上。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港澳台居民中居留5年及以上的比例显著上升。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居留5年及以上的香港人的比例从35.73%上升至59.08%；中国内地的澳门人中居留5年及以上的比例从29.67%增至47.72%；中国大陆的台湾人中居留5年及以上的比例从33.04%增至50.26%。由此可见，与外国人相比，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居留时间更长。出现这一特征的主要因素是：香港、澳门和台湾与中国内地（大陆）的经贸与人员往来更加频繁，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港澳台居民与中国内地（大陆）的紧密联系；而且共同的文化背景，使港澳台居民更容易融入内地（大陆）社会。

三、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新特征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人口的自然结构新特征来看，2010—2020年在中国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数量从10201万增长到14307万，其中外国人、香港人、澳门人的数量均有较大幅增长，但台湾人的数量有所下降；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中，外国人均为最主要的群体。在年龄结构上，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整体上呈现高度年轻化的特点；劳动年龄人口依然是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香港人、澳门人、台湾人的主体，其中外国人中劳动力的占比上升，而台湾人中劳动力的占比下降，香港人中青少年儿童的占比上升而劳动力的占比下降，澳门人的人口年龄结构几乎没有变化。在性别结构上，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性别比总量上从严重失衡趋于正常，但呈现不同群体的结构性差异。这表现为外国人的性别比出现逆转，从男多女少变为女多男少；香港人的性别比有所下降但依然失衡；澳门人的性别比趋于平衡；台湾人依然是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群体；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总人口及各群体中，青少年儿童、劳动力的性别比大多呈下降趋势，老年人性别比失衡最严重，其中港澳台居民中的老年人的性别比不降反增。

从人口的社会结构新特征来看，2010—2020年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来源国遍布世界六大洲，且来源国数量显著增加，其中非洲国家数量最多且增长规模最大；亚洲依然是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最主要来源地，且其移民数量和占比均呈增长态势。2020年缅甸、越南超过韩国、美国，成为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前两大来源国；同时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移民数量减少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数量显著增多。在移民动机上，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商务动机显著减退，而就业、定居动机增强。在受教育程度上，2010—2020年中国内地（大陆）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整体受教育程度有所下降；外国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下降幅度最大，台湾人中高等教育群体的比例依然最高。在地理分布结构上，2010—2020年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地理分布实现了由华东、华南地区到华南、华东和西南地区的转变。这主要是因为西南地区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规模大幅增加；其中云南省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数量增长规模最大，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数量仅次于广东省；中国外国人的最主要居住地从华东地区变为西南地区，华南地区仍是香港人、澳门人的聚集地，台湾人仍主要进入华东地区。在居留时间上，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实现了由主要居留1年以下到主要居留5年及以上的根本性转变；2020年绝大多数外国人在中国居留2年及以上，港澳台居民中有一半左右在内地（大陆）居留5年及以上，中国内地（大陆）作为长期居住地的吸引力显著增强。

尽管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大流行和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以来的国际产业链的剧烈变动，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人员迁移，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越来越多的参与国际经贸治理和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的大势没有改变。随着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新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持续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提速，中国内地（大陆）将成为世界众多国家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最重要的移民目的地。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31—44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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